亦师亦友忆吴峰（一）

吴殿祥

自1960年踏放梨园之后，就仰识吴峰老师。但真正有接触是从牛棚开始的。那是1968年下半年，我们一同游街，一同挨打。

老师长我18岁，是一个亦父亦兄的年差，既然同为“牛鬼蛇神”，难免辈序模糊，长幼不拘，交肩搭背，嬉戏打闹是常有的事。记得1969年在东山湖五七干校的那一次，由于我粗耍无度，把他惹急了，还翻脸揍了我一拳。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随着时日的流逝，老师的博学捷思，总在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我。于是，在那个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年代，我这个“知识分子”倒是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两个背着龟壳的人开始在壳下做着冒险的“勾当”，他暗中找来二本“漏网”的斯坦斯拉夫斯基的书（一本是郑一标老师的），我躲在蚊帐里啃着（对我来说）十分晦涩的来自“修正主义”国家的字句。第二天，在结束了田园劳作和政治学习之后。他便要替我抹去那没完没了的问号。在当年，凭我那点水准，啃读斯氏的书没人指点，恐怕是和尚的脑壳——无法（发）。忆及此事，很像现在学用电脑软件，单凭书籍而没有指点，肯定事倍功半。

一年的干校生活很快就过去，我和吴峰老师都因有政治尾巴而被调离文艺队伍。我到了商业部门，虽说业余文艺活动从没间断，但还是当了三年多的商业美工，做着诸如橱窗陈列、商标设计的事（这对我以后的导演生涯很益处）。吴峰老师喜欢也学过国画，虽说门道不尽相同，我们还是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我少得可怜的“画论”，多数是在他那里揩的油。

1975年末，成立了由姚璇秋任团长的青年实验潮剧团，我被调“回”该团，正式在导演的路上起步。此时，老师也先我“归队”了。

初当导演，有很多常识性的东西不懂。譬如：在官场中，同僚来访，谁该坐左，谁该坐右？初当导演，对于剧本中的诸多疑问，往往一筹莫展，初当导演，更有很多意图在老资格的演员身上“卡壳”，更有很多人事关系须要仔细处理……这些，我都不顾烦不烦人地搬到老师面前。几乎每一次，老师都能给一个满意的答案，给我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 那怕是我必须吞下一颗逆来顺受的涩果，他也能为我找到必须吞下的理由，使我涩尽回甘。此前，我都把老师当作一个无所不谈的好朋友，一个十分爱惜我的兄长，也一直随俗地叫他吴峰同志。就在这一次次的问与答中，我逐渐认识到，他就是我最需要的老师。此后，我人前人后称吴峰是我的老师。

可以是这个拜师过程是一个没有仪式界定的渐进过程，也可能那段牛友的关系过于特别且刻骨铭心，也可能是我在希求良师的同时，更珍惜益友的关系，心中认人为师，嘴上却一直叫他“吴峰同志”，直到老师撒手人圈。

博学强记

老师喜欢读书，一生中可说是书不离手，且门类较广，除了艺术类，哲学类也多有涉猎。开始与他交往，对我最常说的话就是“要多读点书。艺术的各种功底，最重要的还是文学的功底。”（潮剧院的其他前辈，也都劝我多读书）身教重于言教，老师的勤读对我影响很大，每当我读完一本书，与他谈收获，谈心得时，他总显得十分高兴，比他自己读了那本书还高兴，真的。

读书人须有好记性，否则收效就大打折扣。老师的记性就特好，这使他无论在排练场还是会议发言，特别善于引经据典，说服对方。在这一点上，我深感不如。老师雄辩，更喜欢雄辩的对手，在与他相处的几十年中，前十年我基本是个听众，等我唇锋渐利能与他交换看法时，他谈兴愈浓；再到后来，我也偶尔与他争得面红耳赤。他也没有显得老大不高兴。老师的雄辩，也产不单单是博学，还有他的为人准则之一——有话直说。

当然，事物总有他的二面性，正与负的结果总是接踵而至，他的同侪，多少觉得他有些“霸道”。不过我想：“雄辩”一词，本身就有点霸气；据理力争，难免有压制对方之嫌；最引人入胜的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不是说真理愈辩愈明么？如果“一团和气”成为大家的行为戒尺，见面笑脸迎，有话郁在胸，那才叫“闷”。

教师的勤读，并没有因年事渐高而减淡。在他病重住院之时，还在啃着一本哲学类的书，直到他没有预兆地猝然西去。那日我急急赶到医院，在那尚有余温的被子上，那本书还打开着。致我每当忆及老师，第一个影象就是他半躺在床上看书。

摘自《潮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