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花朝戏（2）

花朝戏与花鼓戏、山歌剧、采茶戏均属姐妹剧种，同是以演出民间小戏见长。尽管表演和音乐唱腔各有特色，但演出剧目常有交流，互相借鉴。花鼓戏《打铜锣》、《补锅》，采茶戏《小保管上任》等剧目被移植为花朝戏，用花朝音乐和技巧来表现，亦收到很好的效果。

花朝戏是紫金山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戏曲，以客家方言进行演唱。其鲜明特点是民间音乐语言和民间文学语言的有机结合。唱腔朴素健朗，通俗易唱；唱词和道白常运用诙谐、隽永的双关语和歇后语，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表演载歌载舞，气氛热烈，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花朝戏表演程式源于劳动生产，从生活中提炼出上山、下坡、涉水、过桥、碾米、推磨、纺棉、织麻、采花、摘果、挑担、洗衣等一整套优美轻快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表演程式。其表演手法以及台步、身段都区别于其他剧种。如比较固定的砻心脚、丁点步、穿心手和扇花、滚巾、圆手、采花、转步等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动作纯朴、粗犷。

抗日战争前夕，花朝戏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俗称“三角戏”。抗日战争胜利后，粤剧上江（即到紫金山区演出），花朝艺人以花朝戏本身的艺术特点为基础，吸收和融化了粤剧的一些表演程式，极大地丰富了花朝艺术，改变了过去自然主义的松散状态和由于封礼教的束缚而造成的男扮女装的现象，使之具备了行当分工雏形。生行有正生、小生、老生；正旦、花旦、小旦、青衣；丑行有小丑、三花；末行有末、外、杂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花朝艺术进行了探索、研究和改革。在音乐唱腔方面，从戏剧需要出发，一改过去“豆腐块”状况，在“曲调联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尝试，同时又辅以板式变化。既保留了传统和风格，又克服了旋律单调、板式贫乏的状况。表演方面，分别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在发展传统表演手法的基础上吸收了采茶戏的“马步”、“碎步”及“采茶”、“圆手”、“扇花”、“巾花”、等动作，使花朝戏的表演艺术更为丰富。

花朝戏脸谱也有特色。根据客家人的穿戴和风俗习惯，在化装上别有一格，如旦行脸谱一般为线眉凤眼，肤色颇深润，头戴花帕或凉帽；丑行脸谱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为白鼻梁加个“半”字，头戴宽大的加笃帽；腰系长围巾。

花朝戏音乐唱腔由“庙堂音乐”、民间小调两大类组成，属多段联曲体形式。头出朝（神朝形式）部分的结构是“四平腔”转“鸡歌”（悲喜两种），最后以“南路腔”结束。此外，还有迎神、头坛、出符、作酒、打更、申文等专用曲。如“佛腔”、“禅腔”、“观音腔”、“菩萨腔”、“田螺腔”、“神曲”（告神、辞神）等五十多曲，都属“庙堂音乐”。民歌小调包括当地二十多种山歌以及“怨苍天”、“猜谜调”、“送货调”、“长工苦”、“十劝郎”、“忧情郎”、“担水歌”、“讨食歌”等七十多种民间小调；共一百多种曲牌。

演唱时，原来男人用平喉，旦角用假嗓，现在男女均用平喉，尾句常有帮腔。

“庙堂音乐”主要为“神庙”祭祀所用。后期，艺人们编选民间故事演唱时，由于“庙堂音乐”比较忧伤、低沉，不宜表现欢乐、明快的性格，故吸收了大量民歌和丝弦小调，统称“花朝音乐”。

调式——多属五声音阶。如徽调（5调）、宫调（1调）、商调（2调）、羽调（6调）、角调（3调，此调少用）。

调性——有大小调之分。主要是小调式，如“5”调。

曲式——多为四一段体，有的仅上下句为一小乐段，或重复前乐句，加点变化成为小三段体。

特点——抒情、轻快、通俗、流畅，易于叙事说唱。也有表现悲伤、爱恋和谐的唱腔。

传统的花朝音乐多以吹打乐见长，即锣鼓加唢呐。高潮时，往往用“双大笛”、“双小笛”（“笛”指唢呐）再加清鼓、堂鼓、大小锣、小钹、凸锣、单打、鱼鼓等一齐配奏，成为花朝音乐的特色，但仍是旋律单调，板式贫乏。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传统声腔和戏剧内容需要，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计了“曲调联缀”的音乐，以人物基调为音乐基础，有机地糅合进几个调式（弦法相近的调），打破了原来呆板的“豆腐块”形式；也设计了由“散板”、“慢板”、“原板”、“快板”等板式组成的有层次的成套唱腔，突破了原来以板填词的处理方法，使唱腔出新，为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服务。